窦延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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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志豪代表

张淑琴代表

张艳秋代表

“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往往具有隐蔽性，老师、医护人员以及社区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后如果能及时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能够有效缓解此类案件发现难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聊城市实验中学副校长窦延丽对检察机关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颇有感触，她表示强制报告让老师的责任感更强，也更加关注可能出现的侵害未成年人的情形，有利于及时发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线索。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对强制报告制度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正是强制报告制度的普及，让隐蔽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浮出水面。邵志豪代表建议对每一件通过强制报告发现的案件建立“一案一档”机制，分析案件背后的原因，从而建立起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位保护未成年人的合力。

记者了解到，至2022年底，全国检察机关通过强制报告发现、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5000余件。最高检深入推动建立强制报告“每案必查”机制，通过“每案必查”机制倒查发现相关责任主体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后，推动追责700余人。但目前，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线索发现难仍是执法司法部门面临的现实问题。

“扩大案件线索渠道是推动强制报告制度全面落地的重要目的。”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沂北城小学校长张淑琴建议，利用信息化手段，打造云上报告追踪平台，拓展报告途径。例如开通强制报告警情专线、建立线上报告平台。此外，要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化服务管理机制优势，将强制报告纳入基层网格工作，发动群众力量，通过入户走访、设置“家门口”报告窗口等，及时高效发现侵害线索，惩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要继续加大对强制报告制度的宣传力度，特别是对需要报告的情形与报告渠道的宣传。”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城区第二小学副校长张艳秋表示。作为一名基层代表，经过调研，她发现目前仍存在发现未成年人可能受到侵害时，不知道向哪个部门报告、具体需要报告哪些内容的情况。

“强制报告内容的紧急性、违背义务的追责性对报告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对教师、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开展普法宣传时，应加大对强制报告适用范围、报告形式等内容的培训力度，提升报告质量。”窦延丽代表补充道，除了走进学校、社区开展普法宣传外，还可以利用现有的传播手段，扩大传播覆盖面，或通过发布典型案事例，开展案例讲评等，提升强制报告制度的影响力。

“在鼓励报告主体积极主动履行报告义务的同时，还要加大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宣传力度，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有关部门需要做好保密措施，避免给被侵害未成年人带来‘二次伤害’。”张艳秋代表表示。

在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对被侵害未成年人的关爱和心理疏导也至关重要。

张艳秋代表建议，引入专门的心理咨询师对被侵害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其走出阴影，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学习。同时，加强与妇联等有关单位的沟通协作，建立家庭教育状况评估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可以对未成年人提供必要法律支持，包括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案结后，可以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及汇报机制，定期了解被侵害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活状况，并建立档案，助力被侵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邵志豪代表补充道。

“检察机关可以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被侵害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及时开展救助，联合街道、妇联等部门为被侵害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社会帮助。”张淑琴代表表示。

接受记者采访的代表一致表示，检察机关不仅要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落实，更要做好“后半篇文章”，以“我管”促“都管”，推动各方依法充分履职，实现“1+5>6=实”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